时候，他望着远处溪东那片田——那里曾是他试验新稻种的地方，如今荒了，长满野蒿。
“阿禾，”有天他忽然说，“把我的笔记本拿来。”
我从他那只旧木箱底翻出几本硬壳笔记，纸页泛黄，边角卷曲。他翻开，指着其中一页：“你看这个。”
那页画着密密麻麻的稻穗图，旁边标注着日期、温度、湿度、施肥量……最下方，一行小字：“阿禾家后院枣树下取土样，pH值6.2，有机质含量中等。若改良，三年后可试种‘青禾一号’——此名待定。”
我指尖抚过那行字，墨迹已有些晕染，却依旧清晰。他声音很轻：“我给它起名叫‘青禾一号’。不是因为坳子叫青禾，是因为……你叫阿禾。”
我再也忍不住，伏在他膝上，肩膀剧烈颤抖。他抬起手，很慢，很慢，落在我的发顶，轻轻摩挲。那手不再有力，却比从前任何一次都更沉，更暖，更像一种交付。
两年后，他竟能扶着墙，挪动几步了。
不是奇迹，是他把自己当成了秧苗——拔节，抽穗，哪怕弯着腰，也要向着光。我陪着他，在院中那方小小的泥地上，从一步，到三步，到十步。他汗如雨下，手指抠进土里，指甲缝里全是泥，可他咬着牙，不喊疼，只在我扶住他时，低声说：“阿禾，再松一点手……我想试试……自己站。”
我松开手，心悬在嗓子眼。他摇晃着，像一株被风刮得厉害的稻子，可终究没倒。他站住了，胸膛剧烈起伏，脸上却绽开一个无比明亮的笑容，仿佛十七岁那年，他第一次把麦芽糖掰开，塞进我手心时那样。
那一刻，我忽然懂了：有些脚印，并非要踏在坚实的大地上才算数。它也可以印在泥泞里，印在病榻旁，印在无数个无人看见的、咬牙坚持的清晨与黄昏里。它们或许歪斜，或许浅淡，可每一步，都深深刻进了岁月，刻进了彼此的生命。
二十八岁，我三十二岁，他三十四岁。
青禾坳通了公路，手机信号塔立在最高的山梁上。村里人陆续搬走，老屋空了一半。唯有我们，守着这方土地，守着这溪，这树，这间老屋。
他不再提农科所，却开始整理那些泛黄的笔记。他让我买来油印机，笨拙地学习排版、刻蜡纸。我帮他誊抄，把那些关于土壤、水分、光照、育种的枯燥数据，变成一行行清晰的铅字。我们办起了小册子，《青禾农事手札》，免费发给留守的乡亲。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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