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太紧了。”她拿起手机，快速翻看着刚才拍下的那则车祸简讯的照片，屏幕的光映亮了她紧蹙的眉头，“赵青山这条线……基本断了。现在唯一的突破口，只剩下夏雨晴。”
陈默艰难地吞咽了一下，喉咙干涩发紧：“档案只到1978年，人海茫茫，去哪里找？而且……她如果还在，也该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他想起妻子，想起她生前偶尔流露出的、难以言喻的忧伤，那个叫夏雨晴的名字，仿佛成了妻子心底一道隐秘的伤疤，如今却要由他来揭开。
“只要她还在滨江，或者曾经在滨江生活过，总会有痕迹。”林夏的眼神里闪烁着记者特有的执着光芒，她迅速在手机屏幕上划动，“户籍系统我们查不到，但我们可以试试别的途径。社区登记、退休人员档案、尤其是……社工和养老机构的信息网络。很多孤寡老人或失能老人，最终都会被纳入社区或养老机构的照护体系。”
“养老院？”陈默的心猛地一跳。
“对！”林夏点头，手指飞快地在搜索框输入关键词，“滨江市养老机构名录”、“老年服务中心”、“社区居家养老名单”……她一边搜索一边解释，“夏雨晴如果还在世，且患有疾病需要长期照护，比如……阿尔茨海默症这类，她的信息很可能会在社工系统或养老院有记录。我们可以从民政部门或者大的社工组织入手咨询，就说……就说我们是寻找失散多年的亲人。”
这个提议像黑暗中的一道微光，微弱，却带着一丝希望。陈默看着林夏专注的侧脸，心中涌起一股复杂的情绪。这个年轻的女记者，为了一个几乎与她无关的故事，投入了如此多的精力和热情。他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从绝望的泥沼中挣脱出来：“好，我们试试。”
接下来的两天，希望与失望如同潮汐般交替冲刷着两人。他们跑遍了市、区两级的民政部门，咨询了数个大型社工组织，甚至拜访了几家口碑较好的养老院。每一次满怀期待地报出“夏雨晴”这个名字，得到的回应大多是摇头，或者系统里查无此人。时间在一次次无功而返中飞速流逝，拆迁的阴影如影随形，推土机的轰鸣似乎越来越近。
直到第三天下午，在一家专注于认知障碍老人照护的社工服务中心，接待他们的是一位面容和善的中年女社工。当林夏再次说出“夏雨晴”这个名字，并补充了可能的年龄范围（七十岁左右）和“可能患有阿尔茨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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