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双眼睛，却亮得惊人，像劫后余生的星辰，盛满了某种我从未见过的、近乎悲壮的温柔。
“晚，”他声音依旧沙哑，却异常清晰，“你看，土没死。只要根还在，它就还能活。”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他守护的从来不只是麦子，不只是收成。他守护的是这方土地的魂，是它生生不息的韧劲，是它沉默之下奔涌不息的生命力。而这份守护，早已悄然化作了他生命的一部分，成了他呼吸的节奏，心跳的节拍。我爱上的，从来不是那个在麦田边安静的少年，而是这个在焦土上匍匐、在绝境中仍能看见一星绿意的男人。
那场旱灾过后，村里不少人走了，包括周老板的砖厂，也因缺水停产，迁去了别处。槐树堐一下冷清了许多。可陈砚留了下来。他不仅留下了，还做了一件让全村人瞠目结舌的事——他把自家那几亩薄田，连同从周老板手里买下的那块地，一起平整出来，建了个小小的育苗圃。
没人懂。种地的人，谁见过在自家地里不种粮，专种树苗的？树苗能当饭吃？能换钱？他爹气得摔了烟袋锅，骂他“不务正业，败家子”。可陈砚只是沉默地听着，等父亲骂累了，才平静地说：“爹，麦子一年一熟，树苗三年才成材。可等它长成了，荫凉能遮半条街，木料能盖三间房，根须能锁住水土，不让咱这山沟再被冲垮。”他指着远处光秃秃的山坡，“您看那山，光溜溜的，像剃了头。等树苗长大了，山就活了。”
他真的干起来了。育苗圃不大，却倾注了他全部心血。他四处寻访老农，学习嫁接，研究土壤配比，甚至徒步几十里去县林业站借来发黄的《乡土树种图谱》。他种下第一批槐树苗时，正是初春。他跪在微寒的泥土里，亲手挖坑，培土，浇水。我蹲在他身边，帮他扶正一株细弱的幼苗。他忽然停下动作，看着我沾着泥的手，又看看自己同样沾泥的手，嘴角弯起一个极淡、却无比真实的弧度：“晚，以后这儿，就是咱俩的地了。”
“咱俩的”三个字，轻飘飘的，却像一块温热的烙铁，烫得我心口发颤。我没有应声，只是更用力地扶稳了那株小苗。风过处，新叶微颤，仿佛也在应和。
日子在育苗圃的忙碌中悄然流淌。陈砚的手越来越粗糙，指节粗大，指甲缝里永远嵌着洗不净的泥垢，可他的眼神，却越来越沉静，像深秋的潭水，映着天光云影，也映着我日渐清晰的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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