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的老井水位一天天下降，最后只剩井壁渗出的几缕湿痕。人心惶惶，有人开始收拾细软，准备去邻县投亲。
陈砚却更沉默了。他几乎住在了地里。天不亮就去，半夜才归。他挖沟引水，用扁担挑着两只破桶，一趟趟从十里外的黑龙潭往回运——那水浑浊不堪，混着泥沙，挑回来倒进地里，转眼就被干渴的土地吸得一滴不剩。他肩膀磨烂了，结了厚厚的茧，又磨破，渗血，再结痂，反反复复。我给他送饭，远远就看见他弓着背，在龟裂的田垄间艰难跋涉，身影在热浪里扭曲、晃动，像一幅被高温炙烤得变形的画。
那天傍晚，我提着饭盒走到地头，却看见他倒在田埂上。不是睡着，是虚脱。他脸色灰白，嘴唇干裂出血，手指深深抠进干硬的土里，指缝里全是黑泥。我扔下饭盒扑过去，喊他名字，他眼皮艰难地掀开一条缝，目光涣散，却在我脸上停住，嘴角极其缓慢地向上扯了一下，声音嘶哑得如同砂纸摩擦：“晚……麦……活了……”
他昏过去了。我抱着他滚烫的身体，哭得不能自己。那晚，我守在他家低矮的土屋炕边，用凉水一遍遍擦拭他滚烫的额头和脖颈。窗外，是死寂的、令人窒息的旱天。屋里，只有油灯豆大的火苗，和他微弱得几乎听不见的呼吸。我握着他那只布满老茧、指甲缝里嵌着洗不净的黑泥的手，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意识到：这双手，这双脚，这具在土地上劳作的身躯，早已不是我少年时仰望的那个模糊的侧影。他是血肉，是温度，是会疲惫会疼痛会倒下的真实的人。而我，不能再只是旁观者。
三天后，陈砚醒了。高烧退了，人却瘦脱了形。他睁开眼，第一句话是：“地……还好吗？”
我红着眼点头，把晒场上那几袋勉强收上来的、瘪瘦的麦子指给他看。他挣扎着坐起来，执意要去看看。我扶着他，一步一步挪到地头。夕阳熔金，照在龟裂如蛛网的田地上，那几垄侥幸活下来的麦子，稀稀拉拉，麦穗干瘪，颜色灰暗，像垂死之人的叹息。可就在那片焦土中央，一小片被他用破盆接住的、不知何处飘来的雨水，竟奇迹般地润泽出几簇嫩绿的野草芽。
陈砚蹲下去，伸出枯瘦的手，极其轻柔地碰了碰那一点微弱的绿。晚风拂过，草芽轻轻摇曳，在残阳里，竟透出一种令人心颤的生机。他久久凝视着，然后，慢慢转过头，看向我。他眼窝深陷，颧骨高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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