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屋的地。
她用自己工作几年积攒的钱，在离老屋不到一里路的山坡上，买下了一小块荒地。那里视野开阔，能望见老屋的残垣，也能俯瞰整个月牙湾。
她请了村里最老的泥瓦匠，按照老屋原有的格局与尺寸，用本地的青砖、黄土、杉木、青瓦，一砖一瓦，亲手重建。
她不要崭新的、光洁的、毫无瑕疵的“仿古建筑”。她要的，是那种带着呼吸、带着体温、带着时间包浆的“延续”。
她坚持用传统的“版筑法”夯土墙。泥瓦匠起初不解：“姑娘，现在谁还夯土？费时费力，还不耐久。”阿沅只是摇头，递上一叠泛黄的图纸——那是她从县档案馆翻拍出来的、民国时期一位乡绅绘制的老屋原始营造图。图上，每一处夯土的配比、每一层的厚度、每一次夯实的次数，都标注得清清楚楚。她还拿出爷爷的笔记本，指着其中一页：“您看，这里写着，‘五九年春，补西墙，用三成石灰、七成黄土，加稻草筋，夯三遍’。”
泥瓦匠戴上老花镜，凑近了看，手指摩挲着图纸上那些细密的线条，良久，才重重地点了点头：“老规矩，老味道。好。”
于是，阿沅跟着泥瓦匠学。她挽起袖子，赤脚踩进巨大的泥池里，和着水，踩着黄土、石灰、切碎的稻草，一遍遍地踩，直到泥浆变得粘稠而富有韧性。她的脚踝被泥浆包裹，小腿上沾满泥点，汗水顺着鬓角流下，滴进泥里。她不再是一个坐在写字楼里敲击键盘的都市白领，她成了土地的女儿，成了老屋血脉里重新流淌的一滴血。
她亲自挑选青砖。不是去建材市场买整齐划一的机制砖，而是雇人去十里外一座废弃的老窑址，挖掘那些被掩埋了半个多世纪的、当年太爷爷背过的同一批窑口烧制的残砖。砖块大多残缺，棱角磨损，表面布满深浅不一的火痕与釉泪，每一块都独一无二，都带着时间的指纹。她将这些残砖，精心镶嵌在新建墙体的特定位置——西墙根下，是那几块刻着“嘉庆廿三年”的青砖；东厢房的窗楣上，嵌着半块她从废墟里找到的、带着酱渍的青花碗沿；南天井的门槛石，是她从老屋唯一幸存的、被洪水冲刷得圆润如卵的旧石上，切割下来的一小段。
她还在新屋的西墙根下，亲手挖了一个浅坑，将爷爷笔记本里夹着的那几片干枯的薄荷叶，连同太婆留下的那束灰白头发，一起埋了进去。覆上新土，浇上清水，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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