绽开一个极宽厚的笑容，眼角的皱纹舒展如扇。他接过篮子，就坐在田埂上吃起来。阿沅挨着他坐下，把小脚丫伸进田埂边的浅水洼里，水凉丝丝的，几条小鱼倏忽游过脚背，痒酥酥的。爷爷一边嚼着饭，一边指着远处说：“看见没？那棵歪脖子老槐树底下，你太爷爷埋过三颗桐子。桐子落地，三年成苗，五年成树，十年就能砍下做棺材板。他埋的时候说，树活，人就还在地里看着。”
阿沅似懂非懂，只觉爷爷的话沉甸甸的，像田埂上被太阳晒得发烫的泥块。她低头，看见爷爷赤着的脚板，脚跟皲裂，脚趾缝里嵌着洗不净的黑泥，脚背上爬着几道蚯蚓似的青筋。她忽然想起昨夜听奶奶讲的故事：爷爷十二岁那年，为抢在霜降前把最后一茬晚稻收完，连续三天没合眼，割稻、捆扎、挑担、脱粒，最后倒在晒场上，昏睡过去，醒来时，发现自己的脚趾甲盖，竟在稻茬上生生磨掉了两片。
“爷爷，疼吗？”她小声问。
爷爷咽下一口饭，笑了笑，没答，只伸手，用粗糙的拇指肚，轻轻蹭了蹭她沾着泥点的鼻尖。
田埂上，不止有阿沅的足迹，更有无数双早已消逝的脚印，层层叠叠，深深刻进泥土。
阿沅听奶奶讲过，她曾祖母——阿沅该叫太婆——是个极能干的女人。男人（阿沅的太爷爷）在修水库时被塌方的土石砸断了腿，从此卧床不起。那时阿沅的爷爷才五岁，父亲瘫痪，母亲带着三个孩子，硬是靠着一双脚，在月牙湾和邻近几块薄田之间来回奔走。她天不亮就起身，把三个孩子塞进田埂边的草棚里，自己扛着锄头下地。锄头柄被她手掌磨得油亮，锄刃在日光下闪着冷硬的光。她锄地不为松土，只为“斩草”，把那些趁雨后疯长的稗草、狗尾草、芦苇根，一根根连根掘起，曝晒在烈日下，直至枯死。她常说：“地不欺人，你敬它一分，它还你一斗；你懒它一时，它还你十年荒。”她死后，坟就埋在月牙湾田埂尽头的坡地上，坟头不高，只垒了几块青石，坟前不立碑，只栽了一棵小枣树。如今那枣树已亭亭如盖，每年秋天，红彤彤的枣子坠满枝头，熟透的枣子落进田埂的裂缝里，被泥土裹住，来年春，裂缝旁便钻出几株细弱却倔强的枣苗。
阿沅也见过田埂的暴烈。
那年她九岁，一场百年不遇的暴雨连下七天。山洪裹挟着泥沙冲垮了上游的土坝，浑黄的洪水如巨兽般扑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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