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年1月初，西柏坡。
村东岸一排土坯房，烟囱冒着白烟，空气里一股子柴火味。
左向东从首长们的住处出来，身上的白大褂换成了灰布军装，袖口还卷着，手腕上搭着听诊器。
一上午看了四个伟大的病人，开了七张方子，又跟驻地的保健医生交代了一遍用药。
该说的都说了，该吓唬的也吓唬了，首长们吃不吃药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当医生的，不能跟病人过日子。
眼下只剩一件事——接儿子。
大姐的住处是一间不大的土坯房，门口支着半截帘子，里头传来女人的说话声和一个小孩咿咿呀呀的声音。
左向东站在门口，忽然有点迈不动腿。
他这辈子上过手术台，上过战场，上过国民党的绞刑架，什么场面没见过，这会儿让一个四岁的小崽子给拿住了。
他抬手敲了敲门框。
“进来。”大姐的声音。
左向东掀帘子进去，屋子里烧着炭盆，暖烘烘的。
桌上摊着几份文件，一副老花镜搁在上面。
邓大姐坐在炕沿上，手里拿着半个窝头，正逗一个小孩吃饭。
那小孩穿着一身小灰布棉袄，棉袄大了一号，袖口挽了两道，露出两截白生生的手腕，头发剃得精短，脸蛋圆乎乎的，正趴在炕上，拿一支铅笔在纸上画圈。
“平安，你看看谁来了？”邓大姐笑着说。
左平安抬起头，看了左向东一眼，愣了一瞬，然后飞快地低下头，把那支铅笔攥得紧紧的，整个人往邓大姐身后挪了半尺。
左向东站在那里，看着自己的儿子像看见生人一样躲，心里头不是滋味。
这怪不得孩子。
左平安出生的时候他在前线，等接到电报已经是半个月以后的事了。
1944年春，北平，华北城工部的一个秘密联络点里，孩子的母亲李秋白一个人生下了他。李秋白是城工部的报务员，湖南人，念过护士学校，比左向东小两岁。
两人的婚事是刘部长撮合的，很简单，就是在联络点里吃了一顿饭，把两张铺盖搬到一起，就算成了。
左向东跟李秋白在一起的时间加起来不到三个月。
1944年夏，李秋白在一次日伪大搜捕中被捕，关了大半年，1945年春牺牲在北平的监狱里。
那时候左平安刚满一岁，被城工部的同志从联络点转移出去，几经辗转，最后送到了延安。
左向东知道这一切的时候，已经是1945年秋，抗战胜利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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