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汉克·保尔森在华盛顿放下电话、美国那条线尘埃落定的时候，欧洲大陆是凌晨。而在此之前的六个小时里，这片大陆一直在做一件事——把一个坏消息，从下往上，一层一层地传递。
传递得很慢。
约瑟夫·阿克曼是在老歌剧院对面的餐厅里，隔着一场关于明年工业授信的晚宴，用膝盖上那部黑莓，断断续续地接收着这个坏消息的。晚上八点，德意志银行伦敦交易台报上来的数字是十亿欧元。这个数字只是让他放下那杯雷司令并且皱了皱眉头。
他让风控部"重新跑一遍，明早九点给我报告"，然后回到包间，继续听一位斯图加特的老先生第四次重复那个比分：一百九十票，对二百四十三票。
风控部没等到早上九点。
凌晨两点三十七分，家里那部独立线路的座机把阿克曼吵醒。新的数字是四十七亿到六十二亿。中间隔着的，是那个所有人都懂、而德意志银行的系统直到深夜才想起来去算的希腊字母。
阿克曼在床边坐了一会儿，没有叫醒妻子，然后给自己叫了车。
到凌晨三点，阿克曼站在塔恩努斯大街那两座亮着灯的塔楼里，听交易台的英国人把那套"停不下来的循环"讲了一遍，阿克曼听完只说了一句话："这不是交易问题了，这是政治问题。"
然后他上了车，往柏林打电话。
同样的场景，在这一夜的欧洲，以不同的口音，重复了五遍。
在伦敦，弗雷德·古德温给财政大臣阿利斯泰尔·达林打了三次电话，前两次都被值班秘书按住了。苏格兰皇家银行的CEO在过去两周里打这个电话打得太勤，秘书已经学会了分辨哪些是真的火烧眉毛，哪些是古德温自己的火烧眉毛。真正叫醒达林的是金融服务局的赫克托·桑茨，他在电话里报完那个数字，加了一句："大臣，这些合约的管辖法院，不在伦敦。"
在巴黎，克里斯蒂娜·拉加德根本没睡。法国巴黎银行的报告改到第三版送到她手上时是凌晨四点半，她已经喝掉了半壶咖啡，并且比这条大陆上任何一个人都更早地想清楚了一件事：单独一家银行去跟那个美国人谈，是没有用的。谈判需要分量。分量来自数量。
于是到了凌晨，当这五个坏消息终于全部搬到了各自国家的最高层，一个共识几乎是自动地形成了：他们需要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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