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从来不是一个会为死人停下来的地方。
“谋杀论”在电视上闹了两天，到了第三天，交易大厅里的嗓门就重新盖过了所有义愤填膺。
屏幕上的曲线还在跳，电话还在响，咖啡杯还在一排排空掉。
贝尔斯登死了，但回购利率还得盯，CDS点差还得报，雷曼和美林的盘前报价还在被一遍遍刷新。对大多数交易员来说，愤怒和震惊从来不是一种情绪，只是一种时效极短的市场背景。
谁倒下，谁该死，谁在背后推了一把——这些东西，只有在收盘以后，才值得拿来配一杯威士忌。
可在华盛顿，事情没那么容易翻篇。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名义上是资本市场的警察。
它不负责印钞，也不负责救市，但一旦市场出事，媒体、国会和财政系统总会本能地把目光投向这里，像是在问同一句话：你们为什么没看见？又或者，更难听一点——你们为什么什么都没做？
这几天，执法部纽约办公室的电话几乎没停过。
传真机吐出来的问询函堆了一层又一层，媒体联络处那边每隔一小时就会转来一份新的舆情摘要，国会金融服务委员会办公室已经把“贝尔斯登崩盘前的异常交易”列进了下一轮听证会的预备问题。
华盛顿那边的人想要一个交代，纽约这边的人就得先给出一个方向。
办公室深处，一间百叶窗半掩的会议室里，阿尔弗雷德·霍布斯把手里的文件夹重重摔在桌上。
他是执法部纽约地区办公室的副主管之一，五十出头，头发梳得一丝不乱，西装包裹住大腹便便的身躯。
他过去十年里处理过无数市场操纵案、内幕交易案、会计造假案，知道什么叫真正的脏，也知道什么叫体面的脏。
可这一次，最让他烦躁的不是案子本身，而是上面那种含糊其辞又极其明确的压力。
上面没有人会在电话里直接说“给我找个替罪羊”。
他们只会说：市场需要解释。
他们只会说：国会需要答案。
他们只会说：媒体已经在用“谋杀”这个词了，我们不能装作什么都没发生。
霍布斯太熟悉这种语言了。
它翻译过来只有一句话——先把最扎眼的那个目标盯死，再谈别的。
门被敲了两下。
“进来。”
一个年轻男人推门而入，三十出头，瘦高，深灰色西装，领带系得很紧，手里抱着一叠刚打印出来的交易记录和新闻剪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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