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多岁的老人，主诉心悸和乏力。
周明川初诊时曾考虑情志因素，但在发现脉律不齐以后，没有直接开安神方，而是建议患者做心电图。
县医院的检查结果显示，患者存在频发房性早搏。
复诊记录里写着，患者经过调整降压药和作息后，心悸明显减少。
秦副司长翻到最后一页。
“这名患者现在怎么样？”
周明川站在会议室一侧。
“上周回来复诊过一次，心悸频率降低了，但我还是建议他按心内科计划复查。”
“为什么没有把这类病例写进报告？”
“写了。”
周明川指向桌上的材料。
“编号七，第二十六页。”
工作人员翻到对应页面，病例编号、初诊时间、检查结果和复诊时间完全一致。
临床专家又抽取了一份。
这是一名长期胃胀的中年妇女，之前被周明川按照焦虑处理过一次。
复诊电话记录显示，患者服药后没有明显好转，周明川在远程复核意见里承认自己对病程追问不够。
他随后将患者重新召回，补问饮食、排便和夜间症状，最终发现患者存在严重便秘和甲状腺功能异常的可能。
经过检查，患者的甲状腺功能确实异常，已经转到县医院内分泌科。
教育专家看着那份远程复核意见。
“这里写了误判。”
“是我第一次判断错了。”
周明川没有回避。
“林老师指出以后，我把患者召回重新问了。”
“你当时为什么会判断成焦虑？”
“她一直说心里烦，睡不好，检查也没发现明显问题。”
周明川顿了一下。
“我先入为主了，没有把身体症状和情绪反应分开。”
“后来怎么改的？”
“先承认自己不知道，再把所有危险可能重新排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