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承操坐在申婵对面，隔着那张宽大的深红色会议桌。
日光灯管在头顶发出持续的嗡鸣，声音很轻，但在这个安静的房间里像是被放大了好几倍。
惨白的光照在桌面上，把两个人之间的那段距离照得格外清晰。
李承操低着头，但申婵还是看见了他额头两侧细密的汗。
不是热的，是另一种东西在皮肤下面渗出来的，像一张正在被拧紧的毛巾，边缘还在往外滴水。
“李校长，”申婵开口了，声音不高，“老街的事，说说吧。”
李承操的手指在笔记本边缘收紧了一瞬，指节泛白，像是要抓住什么东西才能稳住自己。
他的喉结动了一下，发出一个很轻的、几乎听不见的声音，然后他抬起头。
他的眼眶是红的，但那不是哭过的红，是一种被压了很久的、什么都释放不出来的干燥的红。
“该来的还是来了。”
他的声音比平时低了很多。
“那天晚上有个接待县局的相关领导，我作为分管副校长去陪。
喝了不少酒，两杯白的、三杯啤的，脑子已经不太清醒了。
散场之后有人说去老街那边坐坐，说有个地方可以喝茶醒酒……
我本来想直接回家，但当时不想扫大家的兴，稀里糊涂就跟着去了。
到了那里之后，我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但那时候脑子已经不太听使唤了……”
他没有说“我是被拉去的”，也没有说“我没办法”。
他只是陈述了那个晚上发生的事，像是在念一份自己已经反复看过很多遍的、不想再看但又不得不拿出来给别人看的东西。
“后来民警来了。”
他的声音越来越低，“做了笔录，罚了款，我就走了。我以为这件事就过去了。
真的以为就过去了。那几天我都不敢看手机，不敢看同事的脸，每次听到办公室电话响，心里都颤一下。
过了一周，没什么动静；过了一个月，还是没什么动静。慢慢地，我开始说服自己：
也许真的过去了。
也许那天晚上民警也只是走个程序，罚了款就了结了。
直到前天下午，局里办公室转给我一份通知。”
他抬起头，看着申婵：
“申县长，这半年我一直在后悔。我没有一天不想起那天晚上的事。
经常半夜醒过来，脑子里全是那个画面，有时候一整夜都睡不着。
我去了县医院看过，医生开了药，病历也留着。”
他说着，声音更低了一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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