训低下头，用脚尖轻轻蹭着光洁的金砖地面，仿佛在努力理解一件很难懂的事情。片刻，他重新抬头，眼中那份不忍更加明显，声音里带上了孩童式的直白忧虑：
“可是……可是我们刚从淮南回来呀。那里的百姓伯伯，房子刚修好一点，地刚种下去，朝廷也说好了，明年只收他们一半的粮食，让他们好好过日子。”他先点明“淮南新政”的背景，那是柴荣刚刚做出的、引以为傲的仁政决策。
“还有……这一路上，儿臣看到好多地方，村子里的叔叔伯伯都好瘦，田里的庄稼也不怎么精神。李嬷嬷说，那是因为年年都要出去干活，家里缺人手，地也种不好。”他将沿途所见与“徭役影响农耕”联系起来，这是最直观的因果链条。
然后，他抛出了核心的疑问，逻辑简单却致命：“如果……如果现在又把很多很多人叫走，去挖河修路，要好几个月不能回家……那他们家里的地谁来种？今年的粮食收不上来，冬天吃什么？明年春天拿什么下种？会不会……会不会又像淮南战乱时那样，很多人没饭吃，变成流民？”
他描绘了一个可怕的连锁反应：大规模征役→耽误农时→粮食减产→饥荒→产生新的流民。而这个连锁反应的起点，正是眼前这份看似“必要”的工程计划。
接着，他像是自己想到了一个更可怕的可能性，小脸微微发白，声音也低了下去，带着点颤抖：“而且……而且儿臣听曹将军说过，百姓要是活不下去了，心里有怨气，就容易被坏人煽动，会……会出乱子的。我们好不容易才让淮南安稳下来，要是别的地方又乱了，父皇是不是又要派兵叔叔们去打仗？那……那不是更花钱，更让人受苦吗？”
他将“民怨生变”与“潜在镇压”联系起来，虽然不懂具体数据，却触及了统治者最敏感的神经——社会稳定成本。强制征役省下的工程钱粮，可能远不及将来平定民变、恢复生产所付出的代价。
最后，他仰望着柴荣，那双清澈的眼眸里充满了不解和一丝祈求：“父皇，您不是常说，要让天下百姓都过上太平日子，不用再担惊受怕、颠沛流离吗？那……那可不可以这样：那些最急、最险的工程，我们先做，但少派一些人，做慢一点，做扎实一点？其他的不那么急的，能不能……再等一等？等百姓们今年收了粮食，肚子里有了底气，明年或者后年，大家日子好过一点了，再慢慢来做？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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