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河创投的李总在收到古民的邮件后，第二天就回复了。她在回复中写道：“古总，很高兴收到你的决定。我们基金内部已经通过了初步的投资意向，接下来可以进入正式的尽职调查和条款谈判阶段。我建议，我们尽快见面，详细讨论一下你提到的‘双层架构’的具体实施方案。”
古民回复：“好的。我随时可以。”
一周后，古民带着林知秋和苏岚，再次来到星河创投的办公室。这一次，他们不是来谈“要不要合作”的，而是来谈“怎么合作”的。
会议室里，星河创投的团队已经准备好了。李总主持会议，旁边坐着一位律师和一位财务顾问。会议桌的中央，放着一份厚厚的文件——那是星河创投法务团队根据古民提出的“双层架构”理念，草拟的一份初步方案。
李总开门见山：“古总，你上次提到的‘双层架构’，我们内部讨论过了。我们认为，这个架构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但在实际操作中，会遇到一些法律和税务上的挑战。我们请了专业的律师和会计师，帮你梳理了几个关键问题。”
她示意律师先发言。律师是一位四十多岁的男性，说话语速不快，但条理清晰：“古先生，你设想的架构是：上层是一个非营利基金会，持有《财富觉醒》的知识产权和控制权；下层是一个有限责任公司，负责游戏的运营和商业化。这个架构的优点是可以保证控制权和商业利益的分离，但缺点也很明显——税务成本较高，而且在实际操作中，基金会和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容易引起税务部门的关注。”
古民认真地听着，不时点头。律师继续说道：“我们的建议是，可以采用‘社会企业’的架构，来代替纯粹的‘非营利基金会+有限责任公司’的双层架构。社会企业是一种介于商业企业和非营利组织之间的组织形式，它在法律上可以是有限责任公司，但在公司章程中明确规定，公司的利润主要用于社会目的，而不是分配给股东。这种架构，既能保证公司的商业灵活性，又能保证公司的社会使命不被侵蚀。”
古民听完，沉思了片刻，然后问：“社会企业的架构，在国内有先例吗？”
律师点了点头：“有。近年来，国内已经出现了一批社会企业，主要集中在教育、环保、扶贫等领域。虽然目前还没有专门的社会企业立法，但可以通过公司章程和股东协议，来实现类似的效果。”
古民转向李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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