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人”的细节，以免母亲无谓担忧和询问。
走出公司大楼，叫了辆车直奔市一院。车厢里弥漫着消毒水和焦虑混合的气息。古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开始梳理现状和可能的需求。
第一，医疗决策与费用。秦老头昏迷，无法表达意愿。自己作为“紧急联系人”，在法律上并无决策权，但医院联系他，意味着目前没有更优先的直系亲属在场。他可能需要协助医院联系秦老头的真正亲属，或者在极端情况下，面临一些初步的医疗沟通。费用是更现实的问题。秦老头作为普通门房，医保待遇有限，突发重病的抢救和后续治疗费用不菲。钱从哪里来？他自己的积蓄？公司是否有相关救助？如果费用缺口巨大，自己作为“联系人”是否要承担道义或实际责任？界限在哪里？
第二，身份与关系确认。他需要向医院说明自己与秦老头的真实关系——仅是同事，并非亲属。但为什么秦老头会留他的电话？他需要合理解释，否则可能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也许公司人事部门有秦老头的档案和紧急联系人信息，他应该立即联系人事。
他拨通了公司人事部一位相熟同事的电话，简要说明了情况，询问秦树仁档案里的紧急联系人是谁，是否有其他亲属联系方式。对方查询后很快回复：档案里紧急联系人一栏是空的。秦老头入职多年，一直独身，填写的家庭成员情况是“无”。人事同事也表示惊讶，并说会立即向领导汇报，看公司层面如何处理，稍后可能派人去医院。
第三，个人风险与责任边界。这是一个突发的外部事件，完全超出了古民的日常规划和风险模型。他原本的生活节奏是高度可控的：工作、管理家庭基金、监督古婷的还款计划、有限的社交。秦老头的病危，像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水面。投入时间、精力是肯定的，但更关键的是，这可能涉及不可预知的经济责任和复杂的后续事宜。他本能地评估着自己的风险暴露：时间成本（今天的工作、可能的后续跟进）、有限的财务成本（如果需要垫付少量急救费用，在可控范围内他愿意，但大额不行）、情感消耗（面对生死和陌生人的孤独终老带来的冲击）、以及潜在的、更复杂的牵连（秦老头为何留他电话？）。
但他没有选择回避。风险控制不等于冷漠规避所有不确定性。有些道义责任，即使模糊，即使可能带来麻烦，也在他接受的“人性风险”范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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