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委托代理。所有下单指令通过第三方代理机构执行——在苏黎世、日内瓦、纽约分别找不同的私人银行或经纪行。
代理机构只知道这个客户有一笔资金要做某个方向的交易，不知道这笔钱从哪里来、背后是谁。
每家代理机构只经手整体资金的一部分。就算其中一家被调查，暴露的也只是冰山一角。”
“另外，我在重申一遍。小组不搞国内宏观调控，不碰南华元汇率，不干预南荣交易所，不得触犯南华的利益。
小组只做一件事：在国际市场上发现机会、制定方案、隐蔽执行。
所有操作，要么是通过离岸壳公司，要么是经过多层代理，南华官方绝对不出面。”
这几条规矩在1956年的任何一本官场守则里都不存在，但所有在场的人都在沉默中迅速消化了其中的逻辑。
这不是更严格的保密制度，而是一种在组织架构内部将风险预设并分段切割的方式，即便某个环节出现意外，也不会牵扯到南华身上。
张文东环顾四周，若有所思的点点头。
他此刻在想的是：这种架构一旦运转起来，即使是组内的人，也不知道自己经手的事最终会汇总到哪里。
换句话说，理论上任何一个成员出问题，整条链都可以被即刻掐断。
对于已经习惯了在部委体系里按流程办文、按级别办事的部长们来说，这种机制的冷酷程度远超他的日常经验。
李佑林看着在场的人把这几条消化了片刻，才开口做了定论：
“这几条规矩，在座几位是今天第一次听到，也是最后一次听到。
出了这扇门，不存在金融小组这个部门。就算将来被怀疑，也绝不能牵扯到南华。
南华只是一个东南亚国家，工业化刚刚起步，金融体系不如人。
但正因为我们小，在帝国老钱面前，别人不会把我们当成威胁。
不被人当成威胁，就是这个小组最大的保护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