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国公，祖上都是为大明王朝立过无数功劳的。
哪怕将他削职为民，至少能保他一条狗命。可是，他贪污了这么多，这就不能容忍了。
这些钱，可都是民脂民膏。要知道大明国库一年才四百多万两的收入，这就已经造成流民四起了。朱纯臣查抄的家产，居然达到了一年的国库税收，不杀他杀谁。
骆养性也是暗暗心惊，皇帝一动杀机，他知道朱纯臣的脑袋算是保不住了：“皇爷，除此之外还有兵部尚书张缙严。他的，他的家产共计，大概、大概这个也有九十多万两的样子。臣下正在统计，稍后才能清点完毕。”
一个成国公贪污了四百多万两，一个兵部尚书也有近百万两的贪污所得。仅凭他们的俸禄，几百年也攒不出来。
这也难怪，李自成打进北京城的时候，刘宗敏逼迫明廷官员追赃，搜刮了七千多万两银子之巨。
李自成的手下们还对明朝留下的高官勋贵们进行严刑逼供，美其名曰“追赃助饷”。对此，《明史》中是这么记载的：“贼下令勒内阁十万金，京卿、锦衣七万，或五三万，给事、御史、吏部、翰林五万至一万有差，部曹数千，勋戚无定数。
藻德输万金，贼以为少，酷刑五日夜，脑裂而死。”也就是说，大顺军对明朝旧臣们的追赃是有明码标价的，明朝最后一位首辅魏藻德拿出了数万两白银结果还被嫌少，最终在狱中被折磨五天五夜因脑裂而死。
明中叶以后白银大量流入使得官方禁用白银变成了虚话。万历初期“一条鞭法”的施行,主要是把各州县的田赋、徭役以及其他杂征总为一条，合并征收银两，按亩折算缴纳,正是白银货币化冲击的结果。
然而明朝白银产量有限，明廷也从未像铸造铜钱那样制造银币，中国向来是一个产银不多的国家。自近代与欧洲各国通商以来，银的供给大部分依赖外国的来源，本土开矿成本往往高于投资。
关于明末白银总量，有人进行了推算.彭信威《中国货币史》是25000万两，至于海外输入量，李隆生认为是近30000万两，梁方仲“明代国际贸易与银的输出入”认为至少是72000万两。
李自成东征山海关前夜，“密运辎重数百辆西归，内帑于是荡然矣”。
这俩官员都捞了这么多，崇祯皇帝就算是想保他们性命也不可得了。于是，大手一挥，又加了一条罪名，贪赃枉法。
贪污，是太祖皇帝朱元璋最恨的事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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