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蔓已经连续四天没有睡过一个完整的觉了。
她躺在那间租来的单人公寓的床上，眼睛睁得大大的，盯着天花板上那道从墙角延伸到灯座边缘的裂缝。窗外是江城老城区特有的杂乱夜景——对面楼房里传来的麻将声，楼下烧烤摊的油烟味顺着窗缝钻进来，隔壁情侣压低了声音的争吵断断续续。这些声音混在一起，像一锅煮过了头的粥，黏稠而混沌，但她的大脑却在这种混沌中保持着一根弦紧绷的状态，怎么也松不下来。
弟弟的病床照就立在床头柜上，用一只五块钱买来的透明相框装着。那是三个月前拍的——他坐在省人民医院血液科病房的窗边，瘦得像一把筷子拼起来的人形架子，但因为那天是苏蔓的生日，他硬撑着拔掉了输液管，换上一件洗得发白的蓝条纹衬衫，对着镜头笑。那个笑容用力过猛，把颧骨顶得高高的，眼睛下面两道青紫色的凹痕像是被人用手指摁出来的。苏蔓每次看这张照片都会想起小时候弟弟发烧，妈妈守在床边说“等你姐长大了，就能挣钱给你治病了”。如今她长大了，病也变成了她挣多少钱都填不满的窟窿。
手机在枕头下面震了一下。
苏蔓的身体先于意识做出了反应——脊背瞬间绷直，右手以一个近乎本能的动作从被子里抽出来，摸到枕头边缘。她翻身坐起，看了一眼屏幕上的号码。没有存名字，但那串数字她已经倒背如流。
“喂。”她的声音沙哑而干涩，像砂纸擦过木头。
“明天下午三点，沈知言会去市立图书馆查一份旧档案。路线不变，还是从研究所后门出来，走学府路转中山大道。”电话那头的声音不紧不慢，礼貌周全，像是在通知一个会议时间。但苏蔓知道这个人——阿KEN——在上一通电话里就是用同样礼貌的语气，跟她确认了弟弟的病房号。那是一种温柔的威胁。
“我一个人？”苏蔓问。
“你只需要做一件事。”阿KEN说，“四点二十分到中山大道和学府路交叉口的良友便利店门口，看见沈知言的车过来的时候，给这个号码发一条短信，内容就四个字——‘目标已到’。发完之后你直接走，不用停留，不用观察，什么都不要看。我们会安排人接替你弟弟的下一笔医药费。”
电话挂断了。苏蔓握着手机坐在床边，感觉到空调的冷风从后颈灌进来，顺着脊椎骨一路往下走，把整条后背都吹得冰凉。她已经做了整整四个月的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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