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蔓约的地方，是一家开在江边的咖啡店。
店面不大，藏在老码头背后那条窄巷子的尽头。巷子两边是民国时期留下来的老仓库，红砖墙被江风吹了几十年，砖缝里长出细细的蕨草，冬天枯黄，春天又绿。附近的老住户说这条巷子以前叫“信义里”，后来改了名字，新路牌上写的是“临江巷”，但住在这里的人还是习惯叫老名字。苏蔓说这家店是她实习那年无意中发现的——那天她值完夜班，从医院出来，不想回家，就沿着江边一直走一直走，走到天快亮的时候，闻到咖啡的香气从巷子深处飘出来。她循着味道走进去，老板正在烘豆子，见她一脸疲惫，什么都没问，先给她倒了一杯热水。
那是她来江城的第一年。弟弟的病情还没有恶化到需要长期住院，她一个人住在一间月租六百块的隔断房里，每天从医院下班回来，累得连鞋都懒得脱，倒在床上就能睡到第二天闹钟响。她从来没有跟任何人提起过那段日子，包括夏晚星。不是不想提，是不知道从何说起。有些辛苦说出来像诉苦，她不想让别人觉得她在诉苦。
今天她提前到了。挑了一个靠窗的位置，窗外就是长江，江面上雾蒙蒙的，对岸的高楼在雾气里若隐若现，像是另一个世界的轮廓。她点了一杯美式，没加糖，喝了一口就放在一边——她其实不喜欢喝咖啡，太苦，但每次来这家店她都会点，因为第一次来的时候她就坐在这张桌子上，身后墙上贴着一张褪色的电影海报，窗外能看见渡船在江面上慢悠悠地划。这些年每次来，她都坐同一个位置，把椅子摆成背对门口的朝向。她跟老板解释说习惯看江，其实不是。她不想看门口。不想看每一个推门进来的人。
今天她不用看门口。约好的十二点半，她知道门外拐角那个人影什么时候从巷口拐进来，也知道一旦坐下来，这杯美式就不会再被端起来。
咖啡店的老板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姓季，大家都叫他季叔。季叔留着花白的络腮胡，系一条洗得发白的围裙，说话慢条斯理的，从来不多看客人一眼。他的咖啡豆都是自己烘的，烘豆机就放在吧台后面，轰隆轰隆地转。店里没什么客人，只有角落坐着一个在看笔记本电脑的年轻女孩。季叔把音乐换成了爵士，萨克斯的声音懒洋洋地在空气里飘。苏蔓坐在那里，把那枚徽章递过去。
夏晚星接过来的时候，手指碰到她的指尖，凉凉的。
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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