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你如何评价《1916》这部作品？为什么以《1916》为名？」
「我认为《1916》这部作品同时具有文学价值和历史研究价值。这是我一部非常满意的作品，与之同类主题的还有《猪仔》、《上帝的签证》这两本作品。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遭受了深重的苦难。每当我提笔书写时，我的内心就痛苦万分。
有时候我会想，如果工业革命发生在中国，中国会不会入侵西方。我想了很久，我认为中国不会。明朝时，中国拥有最强大的远洋舰队，但我们并没有选择征服，而是选择了贸易。
以《1916》为名，则是因为《1916》对于中国来说有著特殊的意义。中国人遭受西方的殖民，中国人恨不恨西方呢？当然恨。但另一方面，中国人也抱著谦虚的态度向西方学习。
中国人学习西方的民主和科学，但一战后的巴黎和会，让中国人明白，西方人只在乎自己的利益。西方所宣扬的文明，是利己文明。经过五四运动，中国人民全面觉醒，我们认识到只有自己才能救自己。」
刘一民的话没有让西方记者觉得刺耳，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他们知道刘一民就是这样的东方作家—一个从不谄媚于西方的作家。
刘一民向他们透露，《1916》完本之后，还会有一部姐妹篇——《约瑟号》即将发表。
很快，提问就来到了最后一个问题。
《世界报》的记者询问道：「刘，你觉得你为什么能够获得龚古尔文学奖？」
「当然是因为我的写作能力！」
「刘，据我所知中国人讲究谦逊，他们不会如此自大！」《世界报》的记者忍不住追问道。
「这不叫自大，这叫自信。我相信龚古尔先生也是这样认为，莫泊桑先生也是如此。
一个不自信的作家，我想法国的同行也会鄙视他。」
刘一民说完，有记者还想提问，但是被评委给打断了。
上午十一点半，采访结束。刘一民和冯汉津简单用过餐之后，开始接受《费加罗报》
的专访。
在采访中，刘一民围绕《1916》讲述自己对殖民主义的深恶痛绝。
「刘，昨天在龚古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上，你并不认同席哈克市长关于中国劳工是中法友好象征的说法，能详细讲述一下吗？」《费加罗报》记者询问道。
「中国劳工的英勇值得敬佩，但显然当时的协约国并没有应有的尊重。另外作为一名中国人，数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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