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秋。冷清秋坐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为她提供的独立研究室内，窗外是细雨笼罩下的罗素广场。这间不大的办公室，是她凭借数年来扎实的研究成果和日益提升的学术声誉换来的，象征着她在西方学界初步站稳了脚跟。
桌上摊开的，是她刚刚校勘完毕、即将交付出版社的书稿——《海外所见中国小说戏曲珍本丛考》。这部书凝聚了她近四年的心血，系统梳理并深度研究了散藏于大英博物馆、牛津、剑桥等处的数十种稀见中国古籍。书稿不仅以版本目录学见长，更运用了比较文学、社会历史学等新兴方法，对文本进行了富有创见的阐释。出版社的编辑在审阅后，称赞其“为西方世界理解中国叙事传统，开启了一扇前所未有的窗户”。
然而，冷清秋的心思，已不完全在这部即将面世的著作上。她手中捏着一封来自北平的航空信，是燕京大学国文系主任容庚的亲笔信。信中，容先生以极其恳切的语言，赞赏她在海外发表的系列论文，并正式邀请她学成归国后，加盟燕京大学国文系，担任副教授，主持“中国俗文学”与“中西文学比较”方面的课程与研究。
燕京大学……这是记忆中司徒雷登主持的、以中西融合教育著称的学府，也是未来许多学术大家云集之地。这是一个极具吸引力的平台。
她轻轻放下信纸，目光落在墙上悬挂的一幅中国地图上。归国的时机，正在成熟。她知道，记忆中那场最终导致金家彻底败落、北平乃至全国陷入更深动荡的大事件——金铨的彻底倒台与随之而来的军阀混战加剧——即将在明年，也就是一九二七年发生。她必须在此前，找到一个稳固的、能够庇护她学术事业的立足点。燕京大学，无疑是一个理想的选择。
但这并非她唯一的考量。重生者的先知，让她对未来的文化走向有着更清晰的判断。她知道，不久之后，国内关于“整理国故”与“全盘西化”的论争将愈演愈烈，而像她这样兼具深厚国学根基与系统西学训练的人才，将在其中扮演关键角色。她不仅要教书育人，更要有能力引导风气，为沉疴已久的中国文学研究注入新的活力。
她铺开信纸，开始给容庚先生回信。她首先感谢了燕京大学的盛情邀请，并表示愿意接受。但在信中，她并未仅仅将自己定位为一个普通的教授。她委婉而坚定地提出了几点构想：
第一，她希望能在燕京大学创立一个“中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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