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管谟业拿奖时，国内的评论家惊愕的发问：如果他能拿奖，我们中国不说有一百个，至少有二三十个以上的人该拿奖！
管谟业海外事业成功的关键，在于他找了两个极为优秀的翻译者。
一个是美国人葛浩文（GoIdblatt），此人是英语世界中地位最高的「中文翻译家」，他的影响力比管谟业本身都还要大；另一个翻译者是瑞典人陈安娜，她翻译了管谟业的《红高梁》，而且她是评委马悦然的学生。
这配置太顶了，其他人拍马也赶不上。
现在葛浩文还未出头，陈安娜甚至还是个毕业不久的大学生。余切只能找他们的加强版代替。
他首先是找马悦然谈话。
1989年2月初，马悦然访问中国文坛后，他到访了在沪市准备拍摄的《太阳帝国》剧组。马悦然曾亲历过中国的解放战争，对这之前的中日战争也有所了解。
《太阳帝国》是美国导演史匹柏的片子，讲述英国小男孩吉姆在集中营的遭遇。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同时日军占领沪市，大肆抓捕英美籍人士。
由于之前义大利导演在故宫拍摄的《末代皇帝》很愉快，狂揽奖项，因此，史匹柏也把目光放到了中国。
他们认为，在这种「神秘」的地方拍摄电影，本身就可以为电影增色不少。
史匹柏和马悦然在片场和余切见面。
余切来的时候，只见到剧组已经临时封闭了部分城市街道，正在搭建场景。
马悦然和史匹柏聊的热络，马悦然讲中日之间的关系，「他们不是常见的伴生文明，而是一种次生文明。」
「什么是次生文明」？」史匹柏说。
「在原生文明基础上通过吸收、改造形成的文明。大概在唐代的时候，古中国的审美深深的影响到了当时的日本，他们派出了遣唐使一就像是中国人的留学生——把中华文化带到日本去。」
马悦然说：「但是，唐宋之后的中国对日本影响就很有限了。因此，他们之间称得上是形似，而算不上分支和主干的关系。」
史匹柏听得很认真。
「次生文明论」是后世耳熟能详的理论，但这一时期日本经济发达，而中国才刚开始发展，国际上没有这种理论存在的土壤。
马悦然提供了一种新的见解。
「他们之间的关系，是英国和美国那样的关系吗？」史匹柏说。
「不是，理论上来讲，它可以是，但实际上相反。中国人痛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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