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抽。”
“唉，作家不抽烟，就像是市场经济却不许讲资本增值，当然可以，就是有点奇怪。”
余切哈哈大笑。
艾风是个“市场派”。他在“市场”上走得很深，譬如他觉得国企可以把闲置资金用于资本运营——比如投资民企，拿去给产业资本放贷等等。
这些观点比余教授的想法要大逆不道得多。
85年，艾风写了一篇反映收入分配的激励文章《面对生活不等式》，鼓励人们正确看待“不等式”的问题。这是一篇鸡汤性质的通讯文章，他早已观察到富人开始变得很富裕了这一现象。
“好，好！”艾风道，“我正要写分配方面的文章，我以为你就做了一个好表率！有钱了，就要做好事，不要等社会来逼你做好事。”
接下来的几天，余切只管等待。
因《朝闻道》发表在《人民文学》上，余切拿了一笔稿酬，这篇小说全文十多万字，王濛力排众议，按照四十块钱每千字价格来结算的，于是余切的稿酬高达六千多元。
这高吗？
高，也不高。
王濛打电话和余切道歉：“我们远远比不过国外的稿酬，只是别人的十分之一，甚至几十分之一。甚至不如福门托奖的奖金，那可是五万美金！真是对不住！”
作为文学界的goat，王濛之所以感到羞愧，是因为这两年变化十分大。自余切在宝岛《联合文学》拿到四万六千美金的天价稿酬后，作家纷纷走向海外，接着被海外的稿酬震惊得瞠目结舌。
新一轮的稿酬变革开始了。
因为涉及到自身利益，这些长期生活在计划经济体系的作家们，用很短的时间搞清楚了“合同，版税，代理，佣金”这些东西，变得相当精明。
他们一下子意识到，曾经计划经济年代的稿酬体系，对他们这些成名作家而言很不利。和吃大锅饭一样，就算你做到了大作家，了不起二十块钱每千字，而一个厉害一些的文学系新生，他也能拿六到二十块钱，没有区别。
而且因各种原因，稿酬和意识形态相关，总是呈现钟摆一样的巨大震荡。
写长篇小说《李自成》的姚雪银，他第一卷46万字，写成于1963年，拿了两万块钱稿酬；第二卷八十万字，发生在七十年代，出了稿酬方面的“限薪令”，他竟没有稿酬，只得到生活补助270元。
搞笑的是，他爱人帮他的小说打字，反而拿到了350块钱的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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