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修车的、磨菜刀的，卖菜的、卖鸡蛋的、卖衣服的。
街头的小饭馆也跟雨后春笋一样冒了出来。
生活是因他们方便不少，可这种情况总让人觉得不舒服，好像有点儿什么不对劲儿。
是哪不对劲儿呢？
啊，对了！
正是因为这些人素质太差了，才把原本美好的城市环境变得嘈杂、混乱、肮脏。
他们的叫卖声简直就是噪音，他们都到哪儿都会乱扔垃圾，污染环境。
而且他们缺斤短两，以次充好，无照经营的状况相当严重。
但越是这样，这些人还越发财，居然许多人都成了万元户！
真不知道国家是怎么想的，怎么能鼓励这些人发家致富呢？
反正在霍欣的心里，她是绝对不会相信，这些满口脏话，无知且贪婪的家伙，会是社会主体经济的有益补充。
偏偏反过来，颇为讽刺的是，真正的社会栋梁——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情况却不甚乐观。
按理说，国家目前急需人才，大学生理所应当是当代的“宠儿”，理应格外受到国家的重视和重用。
特别是已经饱经生活的磨砺的“77级”。
他们不但是一个极具象征性的符号，而且因为许多人年龄已经很大了。
无论身心意志都已经极为成熟，只要放到岗位上就能很好的发挥出个人能量来。
可实际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
由于这些人参加高考是在1977年的秋天，入学却是1978年的春天，那么他们毕业就是1982年春节前的1月份。
应该说，学校给他们分配的方向倒是不错。
国家部委、大型央企、研究院、电视台、广播台、报社……全是些常人仰视的好去处。
可这些地方偏偏因为历史的拨乱反正人满为患，又讲究论资排辈。
许多人被到了新单位，只能顶着国家编制，干一些轻松却无实际意义的工作。
就像和霍欣关系不错的一个学姐。
本来去了电视台兴高采烈，还以为有机会怕凭专业能参加译制电视剧一类的工作。
可没想到被分派的唯一的工作就是在剧场录戏剧的时候找电工。
然后守在外面等着结束，再帮同事们把台里设备拿回去。
为此，霍欣不免疑惑且愤愤不平。
理想和现实究竟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差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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