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琥珀色，表面覆盖着一层极薄的蜡质光泽，在光下泛着幽微的、沉睡已久的暖意。
陈砚之屏住呼吸，伸手，却不敢触碰。
沈知微却毫不犹豫，拈起一粒，托在掌心。那粒稻种不过米粒大小，却仿佛承载着整片坡地的重量。她抬头看他，眼中映着电筒的光，也映着某种他从未见过的、近乎悲壮的明亮。
“它记得。”她说，“它一直记得自己是谁。”
第二天，陈砚之没去镇上参加规划会议。他去了县农科所，调阅尘封的档案，翻找“金包银”稻种的全部记载；又驱车百里，拜访一位退休的老农艺师，对方颤巍巍翻开手绘图谱，指着一页泛黄的线描：“喏，就是它。明末湖广移民带过来的，耐贫瘠，抗旱，米粒煮熟后，外层微黄，内里雪白，故名‘金包银’。六十年代还有零星种植，后来……唉，嫌它产量低，都换杂交种了。”
老农艺师浑浊的眼里闪着光：“小伙子，这稻种，不是不能种，是没人愿意种。它要的是老法子：冬闲灌水养地，春耕前烧草木灰，插秧要‘三寸三分’，不能密，不能稀……费工夫，赚不到快钱。”
陈砚之默默记下每一个字。
回到槐树坳，他找到村支书，没提规划，只拿出父亲的笔记本和农科所的资料，指着那五粒稻种：“支书，这坡地，能不能先留三年？不搞大开发，就种这个。”
支书皱眉：“三年？上面催得紧啊！”
“就三年。”陈砚之声音很沉，“我签责任书。三年后，如果亩产达不到普通杂交稻的八成，我赔钱。如果超过……”他顿了顿，“坡地的未来，听村民的。”
支书盯着他看了很久，又看看沈知微——她一直站在旁边，安静，却像一块磐石。最终，支书叹了口气：“……行。但只准你俩种。其他人，不得干涉。”
协议签在一张旧作业纸上，陈砚之按了手印，沈知微也按了。朱砂印泥鲜红，像一滴凝固的血，也像一粒饱满的种子。
开耕那天，没有鞭炮，没有仪式。只有陈砚之和沈知微，牵着一头老黄牛，扶着那把祖传的、木柄磨得油亮的旧犁铧，缓缓走过坡地。
犁铧切入泥土，发出沉闷而悠长的“噗”声。黝黑的土垡翻卷而起，湿润、肥沃，散发着亘古未变的气息。泥土深处，蛰伏的草籽、菌丝、微小的虫卵，在震动中悄然苏醒。阳光洒在新翻的垄沟上，光斑跳跃，如同无数细小的、金色的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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