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冬储红薯，冻得手指发僵，却为刨出一只硕大如婴孩拳头的薯王而雀跃；十七岁，他离坳前夜，我们最后一次坐在这里，看萤火虫在暮色里浮沉，他指着西山轮廓，说：“阿沅，你看，山没变，土没变，人走了，脚印还在土里，等着发芽。”
“脚印还在。”我重复，声音有些哑。
他没应，只是从工装内袋掏出一样东西——不是笔记本，不是种子袋，而是一张泛黄的纸。展开，是当年村委墙上那份“少年农技员”名单的复印件，墨迹洇开些许，第七行，“林砚”二字旁，用极细的红笔，画了一个小小的、歪歪扭扭的圆圈，圈里，挤着两个更小的字：“阿沅”。
“那天，”他指尖点着那个红圈，声音低沉如土地深处传来的回响，“我抄名单时，偷偷加的。”
我怔住，望着那枚褪色的红圈，像望着一个穿越十七年光阴、终于抵达彼岸的诺言。风拂过坳底，带来新翻泥土的腥气、野蔷薇的甜香、还有远处溪流清冽的淙淙声。我伸出手，覆在他搁在砖上的手背上。他的手宽大，指节分明，掌心有厚茧，是经年累月与土地搏斗留下的勋章。我的手覆上去，带着实验室的洁净与谨慎，却毫不迟疑。
他反手，将我的手完全包裹。他的掌心滚烫，像一块刚从灶膛里扒出的炭，熨帖着我微凉的皮肤。我们谁也没说话，只是十指相扣，掌心相贴，仿佛要将彼此的温度、脉搏、呼吸，尽数渡给对方，再一同沉入脚下这片沉默而丰饶的土地。
试验田很快铺开。我们带着村民，测土样、布菌剂、试种不同品系的耐涝水稻。林砚蹲在田里，裤脚挽到小腿肚，泥点溅满裤管，他专注地观察稻苗根系在改良土壤中的伸展姿态，眉头微蹙，像在解一道极其复杂的方程。我则俯身，用放大镜查看土壤剖面里新引入的固氮菌群落分布，指尖捻起一粒湿润的土坷垃，感受它细腻的颗粒感与微妙的胶结力。
某个暴雨突至的傍晚，我们被困在田埂边的简易工棚里。雨点密集地砸在油毡顶上，噼啪作响，天地间一片混沌的灰白。棚内只有一盏应急灯，光线昏黄摇曳。林砚脱下湿透的外套拧水，我递过一条干毛巾。他擦着头发，水珠顺着脖颈滑进衣领。我坐在小马扎上，翻看刚取回的土壤电导率数据，眉头越锁越紧。
“东三号田，盐分还是偏高。”我喃喃。
他擦完头，没立刻穿上衣服，而是蹲到我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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