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了我脚底的泥，也看见了我偷偷藏在背后、攥得发红的手——那只手里，捏着半块化掉的橘子糖，糖浆黏腻，正顺着指缝往下滴。
他忽然伸手，轻轻擦掉我鼻尖上一颗汗珠。
指尖微凉，带着薄茧。
那一刻，西岭的风突然停了。蝉不叫了。连我家那只总爱追鸡毛的瘸腿老黄狗，也把叼着的鸡毛吐在地上，歪着头看我们。
他替我踩泥巴，是真的。
第二天清晨，天刚蒙蒙亮，我听见院外有窸窣声。推开柴门，沈砚已站在田埂上。他脱了鞋袜，赤脚踩进刚灌过水的稻田。水刚没过脚踝，浑浊，浮着细小的绿萍。他弯腰，双手探入泥中，慢慢搅动。泥浆翻涌，黝黑发亮。他并不拔秧，也不插苗，只是反复踩踏、揉搓那一小片水田，直到泥浆变得细腻、柔滑，像新磨的豆汁。
“这样，”他直起身，朝我笑，额上全是汗，“你赤脚踩进去，不会陷，也不会硌脚。”
我迟疑着，把一只脚伸进去。
温的。软的。像踩进一团活的、呼吸着的云。
我抬头看他。晨光勾勒他清瘦的轮廓，他睫毛很长，在眼下投出一小片扇形的影。他望着我，没说话，可那目光里，仿佛已写满整本未拆封的春天。
后来我才知，他是县中辍学的高二学生，因母亲病重，回乡务农。父亲请他来教我识字——村里小学撤并后，镇上教学点离家八里山路，雨雪天根本没法走。沈砚便成了我的先生。没有课本，他用烧黑的柳枝在院中青石板上写字；没有作业本，他撕下烟盒内衬纸，用钢笔一笔一划抄《千字文》；没有墨水，他采凤仙花捣汁，混着灶膛灰调成淡紫的颜料，教我临摹“天地玄黄”。
他教得极慢。一个“土”字，写满三块青石板，才让我描红。他说：“你看，‘土’字底下是‘一’，是地平线；上面两横，是土层，也是年轮。人站在土上，脚印就刻进去了，再拔出来，印子还在。”
我问：“印子会消失吗？”
他停顿很久，望向远处起伏的山脊线，声音轻得像自语：“只要土地记得，脚印就不会真正消失。”
他记得我的脚印。
我也记得他的。
他左脚踝内侧，有一颗褐色小痣，形状像一枚小小的、被压扁的桑葚。每次挽裤管，那颗痣就露出来，在麦色皮肤上，安静得令人心颤。我曾趁他睡着，偷偷数过他脚背上凸起的青筋——七条，从脚踝蜿蜒向上，像七条隐秘的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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