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月光清冷，照着他半边侧脸，轮廓分明，下颌线绷得极紧。
“要去省城了？”他问，声音很平。
“嗯。”
“好。”他顿了顿，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递给我。我打开，是一叠整整齐齐的纸币，全是十元、五元的旧钞，边角都磨得起了毛，最上面一张，还沾着一点干涸的泥痕。“攒的。不多，够你买几本书，添件厚衣裳。”
我摇头，想推回去：“我有……”
“拿着。”他打断我，语气很轻，却斩钉截铁，“阿沅，你该飞出去。这地方，困不住你。”
我盯着他，月光下，他眼底有东西在闪，不是泪，是更沉的东西，像犁铧翻起的黝黑泥土深处，埋着未及破土的种子。
“那你呢？”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发颤，“你怎么办？”
他没回答，只抬起手，指向远处山坳。山坳深处，有一小片荒地，杂草丛生，石块嶙峋，村里人都说那土太瘦，种啥都不长。可他指着那里，说：“我在那儿，开了三垄地。”
我愣住。
“头年试种芝麻，没活几棵。第二年改种荞麦，收了半斗。今年……”他停顿片刻，目光落在我脸上，终于有了温度，“今年我种了百香果。苗是我从镇上农技站讨来的，搭了竹架，浇的是溪水，施的是鸡粪沤的肥。等你暑假回来……”他喉结滚动了一下，“果子该挂藤了。”
我怔怔望着他。百香果？那不是我们县志里写过的、只在热带才勉强存活的娇贵东西么？可他站在月光下，说得那样笃定，仿佛那藤蔓早已攀满山坳，紫花灼灼，果实累累。
那一刻，我忽然懂了。他不要我留下，可他也没打算放我走远。他把我的名字，种进了那片荒地里；他把我的未来，嫁接在了百香果的藤蔓上。他不挽留，因为他正在用另一种方式，为我筑巢。
我终究还是走了。九月，我背着行李，坐上村口那辆颠簸的中巴。他送我到路口，没说话，只把一包东西塞进我背包侧袋。我上车后回头，看见他站在原地，身影越来越小，最后融进一片苍茫的灰绿山色里。车开动时，我摸到侧袋里硬硬的，掏出来，是一小袋晒干的野蔷薇花瓣，用素净的棉纸包着，纸角压着一枚小小的、打磨光滑的鹅卵石——那是我们小时候在溪边一起捡的，他一直留着。
大学四年，我很少回家。寒暑假大多留在省城做家教、图书馆勤工俭学。他几乎不给我打电话，只每年春天寄来一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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