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七棵。林砚蹲在死苗旁看了很久，手指捻起一撮土，在指间揉碎，又凑近闻。最后他没说话，只默默拔掉枯茎，把坑挖得更深些，换上新土，重新栽下补苗。
我陪着他。
黄昏时分，我们并排坐在田埂上啃冷馒头。他忽然说：“阿沅，我收到农大的录取通知书了。”
我咬了一口馒头，麦香微涩。
“恭喜。”
“嗯。”他望着远处，炊烟正从各家屋顶袅袅升起，“九月走。走之前，把滴灌系统装好，育苗棚加固完，再教你辨认三种常见病虫害。”
“好。”
他侧过脸看我，夕阳把他的睫毛染成金色：“你……会等我吗？”
风停了一瞬。
麦浪凝固。
我低头，看见自己沾着泥点的布鞋尖，轻轻点着地面。
“林砚，”我声音很轻，却没抖，“你记得去年中秋，你送我的那盒月饼吗？”
他点头：“五仁的。你嫌油腻，只吃了两块。”
“第三块，”我抬眼，直视他，“我掰开一半，埋在咱这坡地最南边的梨树桩底下。我说，等它发芽，你就回来。”
他愣住。
“可梨树桩不会发芽。”
“我知道。”我笑了，眼眶发热，“可我想让它等。像我等你一样。”
他久久没说话。然后，他慢慢伸出手，不是牵我，而是轻轻拂去我鬓角沾着的一小片草屑。指尖擦过皮肤，像一粒火星坠入干草堆。
“沈沅，”他声音哑了，“我回来那天，第一个找你。”
“好。”
我们没拉钩，没签字，没立誓。
可那一刻，土地记得。
它记得我埋下那半块月饼时，指尖的颤抖；记得他拂去草屑时，呼吸的停顿；记得我们之间隔着三寸空气，却比任何契约都更沉、更烫、更不可违逆。
他走那天，我没去车站。
我去了坡地。
独自一人，把所有活苗的叶片都仔细擦了一遍，用干净的软布。擦到第七十三株时，手开始抖，布上沾了水渍——不知是露水，还是别的什么。我蹲在地头，把脸埋进膝盖，肩膀无声地耸动。
直到听见自行车铃声由远及近。
我猛地抬头。
林砚站在田埂上，没穿校服，就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衬衫，车后座绑着个鼓鼓囊囊的帆布包。他跳下车，朝我走来，步子不快，却一步一声，踏在松软的土上，像敲在我心上。
他停在我面前，从包里掏出一个玻璃罐。
里面是深紫色的果酱，浓稠得几乎凝滞，表面浮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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