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却稳，“种蓝莓。书上说，这土酸碱度刚好，排水也好。我查了三年资料，问了农科站的老技术员，连育苗棚怎么搭都画了图。”他从裤兜掏出一张叠得方正的纸，展开，是张素描：木架、塑料膜、滴灌管、一排排整齐的小苗床。线条稚拙，但每处标注都工整清晰，连“遮阳网需午后两点撤”都写了小字注解。
我怔住。
“你……不上大学？”
他笑了下，把草帽檐往下压了压，遮住眼睛：“上啊。农大，报了提前批。但地不能等。等我毕业回来，苗已经结果了。”他顿了顿，目光终于落回我脸上，很轻，很沉，“阿沅，你帮我记账，管苗圃日记，行吗？你字好看，算术比我好。”
我没答应。
不是不想。是不敢。
我太清楚这村子对“女娃”的期待：初中毕业，学门裁缝或美发，嫁到邻镇，生两个孩子，在自家小院养几只鸡，守着公婆过日子。读书？读多了心野，嫁不出去。我堂姐就是例子——中专毕业，在县城当幼师，去年回家过年，被七大姑八大姨围着问：“对象呢？工资多少？买房首付攒够没？”她笑着应，转身在厕所隔间里哭湿了半包纸巾。
而林砚，是村里唯一考上市重点高中的孩子。他父亲是退伍兵，在镇粮站当保管员，母亲是小学语文老师。他们家的饭桌永远铺着干净的蓝布，碗筷摆得齐整，说话声音不高，却字字有分量。林砚的志愿表上，本该填的是金融、计算机、临床医学——那些能带他彻底离开这片黄土的名字。
可他填了农学。
为了这片地。
为了我？
我没问出口。
那晚我坐在院中竹床上乘凉，蒲扇摇得缓慢。月亮很满，照得晒场上的麦粒泛银光。远处传来断续的笛声，是林砚在村口石桥上吹。调子不成曲，是支跑调的《茉莉花》，却一遍遍重复，固执得让人心颤。我仰头数星星，数着数着，一颗流星倏然划过，快得来不及许愿。
第二天清晨，我拎着搪瓷缸去了坡地。
林砚已在那儿。他挽着裤管，赤脚踩在土里，正用一根树枝丈量地块。晨雾未散，他裤脚沾满露水与泥点，后颈被晒得微红。见我来，他直起身，脸上没什么意外，只把树枝插进土缝，朝我伸出手：“来，试试。”
我迟疑片刻，把手放上去。
他的掌心粗粝，有常年握笔留下的薄茧，也有新磨出的水泡边缘。他牵着我，沿着坡地边缘慢慢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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