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十八岁。村东头那块“懒汉地”，多年抛荒，野草齐腰，土质板结，村里人都说种不出东西。可他不信。他借来生产队的老牛和犁铧，整整犁了七天，把板结的硬土翻了个底朝天。我每天放学后跑去帮忙，他教我辨认草籽，教我如何把豆种按三寸间距埋进松软的垄沟。我笨手笨脚，豆种撒得歪歪扭扭，他也不恼，只是蹲下来，用手指把歪掉的种子一颗颗扶正，再覆上细土，轻轻拍实。
“种地跟做人一样，”他一边覆土一边说，声音混着泥土的微腥，“坑挖浅了，苗站不稳；土拍太实了，根喘不过气。得刚刚好。”
那天傍晚收工，夕阳熔金，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又细又长，交叠在新翻的黑土上。他忽然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包，打开，里面是几粒饱满的紫苏籽。“我娘说，紫苏耐活，不怕旱，叶子还能入药，泡水喝，治咳嗽。”他挑出一粒最大最圆的，放在我摊开的掌心，“你种，我帮你浇。”
我低头看着那粒小小的、墨绿色的籽，它躺在我的掌纹里，像一颗微缩的星辰。我抬头，撞进他眼睛里——那里没有少年人的羞涩，只有一种沉静的、近乎虔诚的专注，仿佛我掌心里托着的，不是一粒种子，而是整个春天。
我种下了它。就在那块“懒汉地”的最南头，用一块青砖做了标记。
第二年春天，紫苏真的发芽了。细弱的茎秆顶开泥土，舒展两片嫩绿的心形叶子，在风里轻轻摇晃。我每天跑去看，数它长高了几寸，添了几片新叶。陈砚偶尔路过，会驻足片刻，目光扫过那株紫苏，再落在我脸上，嘴角微扬，什么也不说，却让我整颗心都像被春阳晒透，暖得发胀。
后来，紫苏越长越旺，蔓延成一片小小的、蓬勃的绿云。我采它的嫩叶，晒干，装进粗陶罐，搁在灶台边。每次煮粥，抓一小撮扔进去，米汤便泛起淡淡的紫，香气清冽，萦绕整个厨房。
再后来，他走了。紫苏地荒了。野草重新吞噬了那片绿云。青砖标记不知被谁挪走，或是被雨水冲垮，我再也找不到当初埋下那粒种子的确切位置。
“那块地……”我喃喃道，声音发颤，“还在吗？”
“在。”他点头，目光投向东南方向，“去年，我把它重新翻了。种了荞麦。”
我心头一热，下意识往前迈了一步。
他立刻伸手，虚虚挡在我身前，掌心离我手臂仅半寸，却并未触碰：“别过去。荞麦刚出苗，土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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