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时不懂，有些沉默不是空的，是把千言万语都碾碎了，混进泥土里，等春雨一浇，便长成穗子。
母亲托人打听，说沈家那三亩半地，是祖上传下的“油沙地”——沙多黏少，透气好，种豆结荚密，种麦穗粒饱，种红薯藤蔓粗得能勒死狗。可沈砚偏不种粮。
他种的是紫云英。
开春撒籽，清明返青，谷雨抽莛，立夏开花。一整片地，铺开成淡紫的雾。风过处，细浪翻涌，甜香浮动，蜜蜂嗡嗡地悬在花穗之上，像无数粒微小的金铃。
我常坐在田埂上看。他就在地里走。不骑牛，不使耙，只扛一把窄刃锄，沿着垄沟慢慢踱。锄头点地，轻得像叩门。偶尔停住，俯身掐下一小枝，凑近闻，再轻轻放回土里。
我问过母亲：“他种这花，卖钱？”
母亲正纳鞋底，针尖在头皮上蹭了蹭：“卖？花谢了就沤肥。他说，紫云英压青，养地。”
“养地？”
“嗯。让地喘口气。”她顿了顿，线在粗布里拉出细微的嘶声，“人累了要歇，地也一样。”
我怔住。
原来土地也会累。
原来有人记得。
五月末，紫云英盛极而衰，茎秆由青转褐，花穗干瘪蜷曲。沈砚开始翻地。他不用拖拉机，嫌震得地心慌；也不用旋耕机，怕搅乱土层血脉。他用的是铁锹，一锹一锹，深挖三十公分，把枯草连根翻起，再覆上新土，压实。
我提着瓦罐给他送水。
他正跪在泥里，双手扒开翻起的土块，仔细剔除缠绕的草根。汗水顺着他颈侧流下，在锁骨凹陷处聚成一小汪，又滑进衣领。我递过水罐，他接过去，仰头灌了一大口，喉结上下滚动，水珠顺着下巴滴进胸前的泥印里。
他放下罐，没擦嘴，忽然说：“你爸……教过我修播种机。”
声音低，沙，像砂纸磨过木头。
我猛地抬头。
他正看着我，目光平直，没有试探，没有歉意，只有一种近乎笨拙的坦白：“八七年，县里办农技班，你爸是讲师。我坐最后一排，记了七本笔记。”他顿了顿，伸手从怀里掏出一个蓝布包，层层打开，里面是一叠泛黄的纸页，边角卷曲，字迹密密麻麻，全是铅笔写的，有些地方被手指摩挲得发亮，几乎透明。“他讲‘种子入土深度与墒情关系’，我听不懂，课后追到农机站门口，他给我画图，讲了半个钟头。”
我接过那叠纸，指尖发颤。纸页上，果然有父亲熟悉的字迹——清瘦，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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