肩头，白得近乎透明。他没掸，就那么看着我，眼神安静，却像把钝刀，慢慢刮开我所有伪装。
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比如“你也舍不得谁走吗”，或者“你以后想去哪儿”，可喉咙像被槐花堵住了，一个字也吐不出来。
他忽然笑了。
不是那种咧嘴的笑，只是嘴角极轻地向上提了一下，眼尾那道疤便柔和地弯起来，像一道解封的印。
“林晚，”他第一次叫我的名字，声音低得几乎被蝉声吞没，“你抄诗，手抖。”
我低头，果然，指尖正微微发颤，墨迹在纸上拖出一道细长的尾巴，像一条挣不开的线。
那一刻，我忽然不怕了。
我抬起头，直视他的眼睛，声音很轻，却清晰：“陈砚，你修好收音机，能放歌给我听吗？”
他怔了一下，随即点头。
三小时后，夕阳熔金，他把修好的收音机递给我。外壳还带着体温，旋钮被摩挲得发亮。我调频，沙沙声过后，一段清越的女声浮出来，唱的是《茉莉花》。
他没走，就站在我身边，听完了整首。
末了，他忽然说：“我明天去市里，考农机技师证。”
我握着收音机的手一紧：“……多久？”
“三个月。”
“回来呢？”
他望着远处起伏的麦浪，风吹过，麦尖泛起层层叠叠的绿浪，一直涌到天边。“回来修拖拉机，”他顿了顿，侧过脸，目光落在我脸上，很轻，却像钉子，“也修你家那台总跳闸的老电表。”
我没说话，只把收音机递还给他。他接过去时，指尖无意擦过我的掌心。那一瞬的温度，比七月的太阳还烫。
我以为，这就是开始。
可土地记得的，从来不只是开始。
它更记得戛然而止的刹那。
陈砚走后第七天，我收到一封信。
没有邮戳，没有地址，只有一张皱巴巴的作业纸，上面是他熟悉的字迹，横平竖直，像他本人一样克制：
林晚：
证没考上。市里太吵，脑子乱。
我爸病重，要钱。
我去广东了。听说那边焊工日薪两百。
别等。
——陈砚
信纸背面，用铅笔画了一只歪歪扭扭的纸鹤，翅膀折痕很深，像一道愈合不了的伤口。
我没哭。
我把信纸对折，再对折，塞进铅笔盒最底层。然后拿出数学试卷，一道道演算，草稿纸写满三张，笔尖用力到划破纸背。
当晚，我烧掉了所有写过他名字的本子。火苗舔舐纸页时，我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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