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蹲在田埂上，手指插进泥土里，凉而润，带着初夏雨后特有的微腥与甜香。指甲缝里嵌着黑褐色的泥，像一道旧伤疤，固执地不肯洗掉。这双手，十年前还攥着铅笔写情书，如今却能一把掐断稗草的茎，稳准狠，连汁液溅到手背上都懒得擦。
土地从不说话，但它记得一切。
我叫林晚，二十九岁，回乡第三年。村口那棵歪脖子老槐树还在，树皮皲裂得更深了，树洞里塞着的铁皮盒子，早被雨水泡烂了。可我记得——十五岁那年，我把一封没署名的信折成纸鹤，塞进去时，指尖发颤，心跳声盖过了蝉鸣。
信里只有一句：“陈砚，你割麦子的样子，像把刀，割开了我整个夏天。”
我没敢写“喜欢”，只写了“像”。
可陈砚还是知道了。
他没拆信，也没找我。只是第二天清晨，我挎着竹篮去坡上采野莓，远远看见他站在麦田中央，赤着脚，裤管卷到小腿肚，正弯腰扶起一株被风刮倒的麦子。晨光斜斜切过他肩胛骨凸起的线条，汗珠顺着脊沟往下淌，在麦芒反光里一闪，像一滴没落下来的泪。
他听见脚步声，直起身，朝我望过来。没笑，也没说话，只把手里那株麦子轻轻插回土里，用脚跟压实。
那一刻我忽然懂了：有些情，不必开口，土地就替你埋下根；有些话，不必说破，麦穗低垂时，风一吹，全抖落进泥土里。
——那是2009年，我高一，他高三。
我们之间隔着一道窄窄的田埂，也隔着整个青春期不敢越界的羞怯。
陈砚不是我们村的。他是镇上中学的借读生，父母离异后，母亲改嫁，父亲酗酒，他初中毕业就辍学，在镇农机站打零工，偶尔来村里帮人修拖拉机、接电线、焊篱笆。他来得勤，因为村里最老的电工陈伯是他远房叔公，也是唯一肯收留他吃顿热饭的人。
而我，是村里小学教师的女儿，成绩好，话少，爱在作业本空白处画麦穗、画云、画一只歪歪扭扭的纸鹤。
我们第一次真正说话，是在晒谷场。
那天暴雨突至，刚摊开的稻谷还湿着，风卷着雨点砸下来，金黄的谷粒在泥水里打滑。村民呼啦啦全涌向晒场，我和几个同学也被老师赶去帮忙抢收。我踮脚抱起一簸箕谷子往仓房跑，半路脚下一滑，整个人摔进泥坑，簸箕飞出去，谷粒混着泥浆泼了一地。
没人顾得上我。
只有陈砚停下手里的活儿，走过来，蹲下，没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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