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百斤，豆饼二十斤，雨后松土。”
“六五年八月初三，西坡旱地试种甘薯，亩产九百八十二斤，藤蔓可饲猪。”
“七一年冬至，与王伯换工，帮其砌灶，换其代耕南湾两亩，记：王伯欠我工时七又三分之一。”
没有日期的一页写着：“阿沅生辰，蒸米糕，加三颗红枣。她说甜，我亦甜。”
阿沅没敢敲门。她转身跑向田埂，坐在埂沿，把脸埋进膝盖。风里有柴油味、铁锈味，还有新翻泥土深处涌上来的、微腥的甜气。她忽然想起去年夏天，暴雨初歇，她和邻家男孩阿砚在青龙埂上捉蜻蜓。水洼里倒映着碎云，蜻蜓点水，涟漪一圈圈漾开，仿佛整个天空都在轻轻呼吸。阿砚指着水洼说：“你看，地在喝水。”阿沅不信，趴下去凑近看，水面晃动，她看见自己模糊的脸，也看见埂上野雏菊的倒影，纤细茎秆在水中柔韧摇曳。
原来土地真的会呼吸。
三
十六岁，阿沅考上了县一中。
离家那日，天刚蒙蒙亮。祖母煮了鸡蛋，蛋壳上用红曲米染着“魁”字；祖父没说话，只递来一个蓝布包袱，里面是叠得整整齐齐的粗布衣裳，最上面压着一方紫红色的泥块——干硬，棱角分明，指甲掐进去，留下浅白印痕。
“青龙埂的土。”祖父说，声音沙哑，“带去，搁书桌角。”
阿沅点头，把包袱抱在怀里，布面粗糙，透出泥土沉甸甸的凉意。她没问为什么。有些事不必问，像春天犁地时泥土翻卷的弧度，像夏夜流萤掠过老屋檐角的轨迹，像祖父每年霜降后必去坟山，给曾祖父扫墓时，在坟头压三块新土——不多不少，刚好三块。
县城比村里热闹百倍。水泥路宽阔，霓虹灯彻夜不熄，阿沅第一次见到电梯，盯着金属门开合，像看着某种巨大生物的咽喉。她努力听课，笔记记得密不透风，可每当窗外飘来一阵若有似无的、混合着稻草与湿泥的气息，心便猛地一沉，仿佛被无形的手攥住。
高二那年冬天，祖父病倒了。
不是急症，是缓慢的、无声的枯萎。他不再去田里，连院中菜园也少踏足。阿沅放假回家，见他常坐在槐树下的竹椅上，闭目，手里捏着一小撮土，任其从指缝簌簌漏下，落在青砖地上，积成小小一座褐色丘陵。祖母说，他夜里总醒，摸黑走到西厢，打开那只樟木箱，取出笔记本，就着月光看。阿沅悄悄去过一次，发现最新一页写着：“阿沅来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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