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石阶被雨水泡得发黑，苔藓在砖缝间浮出薄薄一层绿绒，像时间悄悄洇开的墨痕。清晨五点，天光未明，只有东山脊线浮起一线灰白，风从山坳里卷来，带着湿土与稻茬的微腥。阿沅赤脚踩在阶上，脚底沁凉，脚趾蜷缩着，却并不缩回——这凉意是熟悉的，是她从六岁起就认得的晨光前奏。
她蹲下身，指尖拂过石阶最下一级左角那道浅浅的刻痕：一道歪斜的“沅”字，底下还压着个更小的“1998”。那是她八岁生日那天，用父亲修犁铧剩下的铁钉尖，在石上一下一下凿出来的。钉尖打滑，震得虎口发麻，她咬着嘴唇，凿了整整一个上午。父亲蹲在旁边抽旱烟，烟锅明明灭灭，偶尔抬眼看看，也不拦，只把烟杆往鞋底磕了磕，说：“凿深些，石头记得住人。”
老屋就立在阶顶，三间土坯房，青瓦覆顶，檐角微翘，像一只伏在坡上的灰雀。墙皮早已斑驳，黄泥掺着麦秸夯成的墙体裸露着筋骨，几处裂纹蜿蜒如蚯蚓爬行，最宽的一道横贯西屋山墙，从窗框斜劈至门楣，雨季时便渗出暗褐色水渍，干了便结成盐霜似的白痂。可这墙不倒。几十年风雨雷电、两次地震、三次大旱，它只是静默地站着，墙根处野蔷薇年年攀援，藤蔓缠着断砖，花苞粉白，在风里轻轻颤。
阿沅站起身，拍了拍膝盖上的灰，推开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
门轴声惊起梁上一对麻雀，扑棱棱飞向天井。天井不大，四四方方，中间一口古井，井沿被绳索磨出七道深槽，像七道凝固的年轮。井壁青砖长满墨绿苔衣，水影幽幽，映着上方一方窄窄的天光。阿沅俯身，掬一捧井水泼在脸上。水凉得刺骨，却让她清醒。她抬头望向正屋堂前——那里挂着一幅泛黄的相片：黑白，边角卷曲，玻璃蒙尘。照片里，一个穿蓝布对襟衫的男人站在老屋门前，左手扶着犁把，右手搭在肩头一根磨得油亮的竹杖上，裤管高高挽至小腿，露出结实的小腿肚和沾着泥点的赤脚。他身后，是尚未翻整的春田，泥土黝黑松软，田埂笔直，如刀裁过。
那是她的祖父，陈守田。
相片右下角，一行钢笔小字：“一九五三年春，守田于桑溪坳自留地摄。”
阿沅没碰相框。她只是看了一会儿，目光从祖父沉静的眼睛，滑到他脚边那截田埂——照片里，田埂上竟有一小簇野雏菊，纤细的茎秆顶着淡黄花心，在风里微微弯着腰。
她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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