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驻点。”
她点点头，手指无意识抠着石阶缝里一株蒲公英的绒球。
“你呢？”他问。
“上海。”她说，声音轻得像怕惊飞一只蝶。
他停下打磨的动作，将那枚青石递给她：“送你。石头硬，记性长。”
她接过来，冰凉，沉甸甸的，掌心能触到细微的颗粒感。她没看石头，只盯着他沾着砂砾的指节，忽然问：“你会回来吗？”
他沉默了很久。久到一只夜鹭掠过屋檐，翅尖划开浓稠的墨色。
然后，他极轻地点了一下头。
“等我安顿好，就回来。”
不是“一定”，不是“保证”，只是“等我安顿好”。
可十五岁的林砚信了。她把那枚石头放进书包最里层，压在准考证下面，仿佛压住了一整个夏天的诺言。
她不知道，那晚他回到东厢，伏在灯下写了三封信——一封给林砚，一封给林父，一封给镇志办的老编辑。他写完，却没寄出。信纸静静躺在帆布包夹层里，像三枚未引爆的哑弹。
他也没想到，自己会在离镇前夜，接到母亲病危的加急电报。
他连夜搭末班车赶回省城，母亲已陷入深度昏迷。三个月后，她走了。葬礼简朴，他站在墓碑前，手里攥着那三封未拆的信，纸角被汗水浸软。父亲拍他肩膀，声音沙哑：“砚舟，你妈最后说，别让你回头。西北苦，但那儿有你的路。”
他没再回青禾镇。
也没寄出那三封信。
林砚在上海的七年，像一列匀速行驶的地铁——精准、明亮、不容停顿。她学建筑，做设计，熬夜改方案，陪甲方看工地，把混凝土的冷感与钢构的理性，炼成自己新的骨骼。她租住在虹口老弄堂，窗台种满绿萝与虎尾兰，床头柜上，始终摆着那只青石砚——十五年来，她每日清晨用清水擦拭一遍，石面温润如脂，青灰底色里，隐约浮出更幽微的墨纹，仿佛时光在它体内悄然游走、沉淀。
她谈过两次恋爱。一次是研究生导师的助教，儒雅，克制，分手时他说：“林砚，你心里有扇门，我敲了三年，里面一直没人应声。”另一次是合作甲方的项目经理，热烈，直接，某次酒后他搂着她肩膀说：“你这么拼，是不是在等谁回来给你盖章认证？”
她笑，没答，只把杯中酒一饮而尽。
她没告诉任何人，每年五月二十日，她都会订一张回青禾镇的高铁票。买好，又退掉。如此重复十四年。
直到去年冬天，父亲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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