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完整保留遗址的历史风貌和文化内涵，不符合文物保护的基本原则。根据《文物保护法》第十七条，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不得进行其他建设工程或者爆破、钻探、挖掘等作业。因特殊情况需要在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进行其他建设工程或者爆破、钻探、挖掘等作业的，必须保证文物保护单位的安全，并经核定公布该文物保护单位的人民政府批准，在批准前应当征得上一级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同意。”
“那如果一定要原址保护，我们的损失怎么办？”张启明的情绪有些激动，“企业不能为文物保护单方面承担所有损失。我认为，应该在保护文物和保障企业利益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
苏砚看着桌上的规划图纸，又看了看窗外正在进行发掘的探方，心中有了一个想法：“张总，或许我们可以尝试‘考古遗址公园+商业综合体’的模式。将遗址核心区域建设成考古遗址公园，保留重要遗迹，展示出土文物，让市民能够近距离感受历史；周边区域则按原规划建设商业综合体，但在建设过程中，必须采取文物保护措施，避免对遗址造成破坏。这样既能保护文物，又能最大限度地减少企业损失，实现文化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赢。”
张启明皱着眉头，陷入了沉思。这个提议超出了他的预期，也让他看到了一丝转机。“这个模式听起来可行，但需要重新设计规划，协调多个部门，工期还是会延误。而且，遗址公园的建设和运营成本也不低。”
“工期延误的问题，我们可以加快考古发掘进度，在保障质量的前提下，尽快完成核心区域的发掘和保护规划。”苏砚补充道，“至于遗址公园的建设运营，政府可以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比如减免部分税费、提供专项补贴等。而且，带有文化内涵的商业综合体，反而可能更具吸引力，形成独特的商业优势。”
文物局专家也表示赞同：“这种模式在国内已经有成功案例，比如成都的金沙遗址博物馆、杭州的良渚古城遗址公园，都是将文物保护与城市发展、旅游开发相结合，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青墩遗址如果能采用这种模式，不仅能保护好文物，还能为南城新区增添一张文化名片。”
谈判陷入了僵局，但双方都没有放弃。张启明将苏砚的提议上报给集团董事会，同时开始与政府相关部门沟通；苏砚则带领考古队，加快核心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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