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也改变了历史的走向。
从李世民对《氏族志》修改的要求看，显然是有着更深的政治目的。
当时唐朝继承的是隋朝的江山，虽然经过隋末农民战争的洗礼，但国家的政治架构并没有改变。
从政治体系上看，关陇贵族门阀、山东世家各族，江南士族集团依旧是最大的三个门阀集团。
他们在国家政治体系上占有重要的位置，控制着大部分的国家资源，各种关系和利益链盘根错节，隐隐的操纵着国家政治的走向。
李唐皇族虽然是皇家，在地位上非常尊崇，但从实际控制的国家资源上看，也是远远不如这三大门阀集团的。
而作为这三大集团领头的五姓七宗，其控制的国家资源更是不计其数，势力上非常的庞大。
这些势力一旦出现了尾大不掉之势，必然会危及到国家的兴衰，所以历朝历代皇帝对这些家族都不放心。
从魏晋南北朝的经验来看，皇帝对于门阀家族要么是笼络，要么是削弱瓦解。
继续笼络这些门阀家族，只是饮鸩止渴而已，这在南北朝时期已经有过很多例子。
北魏孝文帝拓跋弘为了笼络门阀士族，将“范阳卢氏、清河崔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等定为后族四姓，但最终也没能延长北魏的国祚。
反而在北魏出现危机时，这些门阀士族成为积极瓜分国家资源的代表，加速了国家的分裂和灭亡。
削弱和打压门阀士族的皇帝就更多了，距离唐朝最近的便是隋炀帝杨广。
杨广组织了开通京杭大运河，三次征伐高句丽，都是大规模的调用山东门阀和关陇贵族的资源，希望能够对这些门阀士族进行削弱。
这也最终导致了隋末农民战争的爆发，各大门阀集团推波助澜，隋朝便在内战中灭亡。
以李世民的性格不可能笼络门阀集团，他知道这些门阀集团是不可信任的，是贪婪无耻的，再怎么笼络对国家也没有益处。
刘禅自然也是这么想的。
所谓士族，都是国之蠹虫，进步性太少，基本上都是负面的。
在玄武门之变中，大部分的高门大阀都是站在太子李建成一方，支持李世民的只是部分中小门阀。
李世民也不会像杨广那样强行瞎搞，隋朝灭亡的前车之鉴不能不引以为戒。
借着勘定《氏族志》机会对门阀士族的地位进行调整，削弱这些高门大阀的力量，瓦解他们的政治同盟，降低他们对国家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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