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周州县过千，若果真依此策，每一地都要先勘察‘病症’，再拟定‘方药’，何人去做？所需官吏几何？文书往来、核查批复，又需增设多少流程？户部近年清丈田亩、整理黄册，已是左支右绌，若再添此等需极度精细区别对待之务，只怕……力有未逮，反致拖延。”
沈龄的话，像一块石头投入水面。
工部尚书石焕，一个面色红润、身材敦实的官员，立刻接口，声若洪钟：“沈尚书所言甚是！工部督造器物，讲究的是标准、规式。若依萧相之议，农具要分南北水旱、平原山地，形制、大小、用材乃至附件都得有所区别，这作坊如何安排？物料如何调配？工匠如何培训？成本必然大增！且样式一杂，质量便难统一把控。
若有那不良州县，借口本地特殊，要求工部定制些华而不实、甚至不堪用的‘新器’，靡费国帑，该当如何？依臣看，既是利国利民的好器具，便该定下最优的一两种，通令全国仿造推行，方是正理。当年赵过推行代田法，何尝不是划一而行之？”
他的质疑更具体，直指执行的难度与可能的风险。皇帝端坐御案之后，面色平静，指尖轻轻点着那份条陈，看不出喜怒，只将目光投向一直未曾开口的吏部侍郎杜文谦。
杜文谦年岁与萧相仿，气质却更显冷峻，他沉吟片刻，方缓缓道：“沈、石二位大人所虑，俱是实情。萧相议中‘遣药使得力’一条，尤为关键，却也尤为棘手。精通农事、晓畅民情之干吏，何处可尽得？
若委任非人，所谓‘分地异策’恐成其徇私舞弊、欺上瞒下之护符。且考评‘验效’，标准如何定？增产几何算‘效佳’？省力几分算‘成功’？
若无清晰尺度，全凭地方一言，或中枢派员走马观花，则嘉奖恐成滥赏，纠偏易起纷争。此策立意虽高，然对官员德行、才干之要求，对朝廷核查、监管之力力，皆非今日吏政所能轻松承托。”
三位大臣，从行政成本、技术实施、吏治风险三个角度，提出了尖锐而实际的质疑。堂内的气氛略显凝重。阳光移动了些许，照亮了御案一角镇纸的金龙。
萧谨言一直静听着，此刻方才离座，向皇帝及同僚微微一礼，神色从容，并无被驳斥的窘迫，反而目光清亮，似乎早有准备。
“陛下，诸位大人，”他声音不高，却清晰入耳，“沈大人忧‘繁’，石大人虑‘杂’，杜大人恐‘滥’，句句切中肯綮，此正为臣此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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