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坊之上还有什么样的设置，李奈就算不用问也能想到了。
据说此地的海汉人不过数百，要管理好日益增多的民众，肯定需要提拔一些本地人来做基层的管理工作。从新移民、普通劳工、社员、工坊劳工，到更高的用工等级，海汉人为普通民众设计了一套上升通道系统，不管这些人奋斗到了哪个等级，一定还会有新的诱饵摆在他们面前，诱使他们去为之努力。
这套社会结构其实并没有什么新奇之处，大明社会中同样也存在这样的上升通道，比如贺强这个“福瑞丰”的高级管事，就是从端茶跑腿的小厮一步一步做上来的。真要说有什么不同的地方，李奈认为海汉人对本地的管理手段更像是将民政治理和经商挣钱两件事结合到了一起。
若是大明的地方官府，一般只会治理民政，至于民众如何做工糊口，官府是没有那个闲心去管的。除非是修路治水这种需要大量劳动力的工程，否则官府绝对不会把民众组织起来开工——毕竟组织大规模的工程是一个相当劳神费力的事情，不到万不得已，很少会有地方官员乐意主动去做这种事。
而善于挣钱的商行一般也不会组织民众进行生产，这不但是管理上会遇到很多难题，同时很容易被人扣上“纠集民众、网络民心、意欲不轨”之类的帽子。就算像“福瑞丰”这样在广州根基深厚的商行，也顶多就是组织个商队，在老家弄个民团，绝对不会像海汉人这样搞什么“公社”，将成百上千的民众组织到一起修村建寨自成体系。这种事要是出现在广州，李奈敢保证这帮海汉人早就全部被抓起来下狱待审了。
但海汉人将民政管理和商业经营已经揉合到了一起，本地的民众被组织起来进行规模化的生产，李奈从昨天去看过的农场公社便意识到了这一点。这里的农田全部是统一耕作，统一收割，收获的粮食也全部进入公共粮仓，由海汉执委会统一安排。
海汉人对于农业生产的安排细化到了一个惊人的程度，李奈甚至发现他们对施肥的频率、数量和种类都作出了十分详尽的规划，这是他过去在任何一处农村都没有见过的现象。如果不是亲眼看到了农场的运作情况，李奈恐怕只会认为高欢所说的水稻一年亩产能达千斤是在吹牛皮。
以海汉人做事的风格，李奈不难想象，他们一定也在精盐和玻璃的生产中采用了类似农场公社这样的管理方式来组织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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